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缺陷及完善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多数情况下,嫌疑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对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嫌疑人要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前提是他必须知道并真正了解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嫌疑人享有和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各国一般均要求侦查机关在讯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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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多数情况下,嫌疑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对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嫌疑人要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前提是他必须知道并真正了解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嫌疑人享有和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各国一般均要求侦查机关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所拥有的诉讼权利。由于讯问前的权利告知直接关涉到嫌疑人能否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所以,讯问前的权利告知和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同样重要,以至于在主要法治国家( 地区) ,讯问前是否告知权利已经成为判断供述是否可采的重要标准,即讯问人员如果未恰当履行这一程序性规定,则由此所获供述有被排除的可能。我国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前权利告知方面的规定未有实质进展,相较于法治国家( 地区) 存在一定差距。

  一、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内容

  法治国家( 地区) 为保障嫌疑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中均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这两项权利对身陷被追诉泥潭的嫌疑人而言是最重要的权利。为保障嫌疑人有效地行使这两项权利,法治国家( 地区) 均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前告知其这两项权利。具体的告知内容以美国的羁押性讯问前的“米兰达警告”为代表。该警告的内容为人熟知,即“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作为对你不利的呈堂证供; 你有权咨询律师,在讯问过程中他有权在场; 如果你无资力聘请律师,将免费为你指定”。在英国,由于 1994年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 34、36、37 条对嫌疑人的沉默权作了一定限制,允许审判者对嫌疑人讯问时的沉默作适当的不利推论,所以,《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法守则 C 将讯问前警告的内容规定为: “你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在讯问中你没有提到的某些情况却在后来的审判中作为辩护的依据,则对你的辩护会有不利; 你所说的一切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但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法守则 C 及附录 C 中又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作不利推论进行限制,如在警局,被拘留的嫌疑人在讯问前要求法律咨询; 不允许其会见律师或推迟会见律师; 嫌疑人坚持要求获得法律咨询等。

  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嫌疑人即使保持沉默,法庭也不得对其沉默作出不利推论。在符合对不利推论作限制的情况下,讯问前对嫌疑人的警告内容为: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同时,执法守则 C 也规定了警方应告知嫌疑人享有随时的律师帮助权。

  在其他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及律师帮助权的国家( 地区) ,也要求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这些权利,不过在具体告知用语上,美国和英国已形成了“标准用语”,大陆法国家( 地区) 一般没有规定告知的“标准用语”,只要求传达特定的意思即可。[1]
  
  二、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之关系

  在法治国家( 地区) ,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类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原则加例外模式,即排除为原则,不排除为例外,讯问前未告知权利,所获供述原则上应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不予排除。另一种是裁量排除模式,即讯问前未告知权利,由此获取的供述是否排除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就笔者掌握的材料,大多数法治国家( 地区)采用第一种模式,其中以美国讯问前的米兰达警告为代表。1966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中指出,羁押性讯问本身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必须通过告知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来消除这种强制性。为了保护《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所体现的崇高价值,不能由执法人员决定嫌疑人何时开口说话,相反,是否开口说话以及何时开口说话是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律师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嫌疑人在作出说话决定时,或许想得到律师的帮助,因此,在羁押性讯问前应告知嫌疑人这些权利。如未告知,由此所获供述等同于在“强迫”环境下获取的,所获供述不可采。

  2000 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迪克森 ( Dikerson)①案,明确了米兰达警告的宪法基础,进一步强化了违反米兰达警告所获供述不可采的立场。自从联邦最高法院创设米兰达权利告知以来,嫌疑人供述是否具有自愿性的判断标准演变为讯问前侦查机关是否进行了米兰达警告以及嫌疑人是否有效放弃了该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侦查机关是否违反米兰达警告并非如想象般简单,首先需要确定何种情况下需要给予米兰达警告。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当对嫌疑人进行羁押性讯问时应给予米兰达警告。那么,何为“羁押”、何为“讯问”即成为判断是否应给予米兰达警告的重要标志。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中指出,如果某人“被交付羁押或者因其他具有实质影响的方式剥夺了他的自由”,则该人即处于羁押状态下。之后,最高法院进一步说明认为,如果“已经实施了正式逮捕或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达到了正式逮捕的程度”,则构成羁押状态。最高法院还强调,判断嫌疑人是否处于羁押状态,“法院必须考虑与讯问活动相关的所有情形。”

  [2]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正式逮捕,在判断羁押状态时,并不存在明确的规则,需要在个案中综合所有情形判断。关于何为“讯问”,最高法院指出,讯问不仅包括明确进行的讯问,而且包括类似方式的讯问。所谓“类似方式的讯问”是指,警察应当预见到的、有可能合理导致嫌疑人作出归罪性陈述的任何言行。而且认为,“类似方式的讯问”主要应着眼于嫌疑人的感受,而非警察的主观目的。由此可见,何为“讯问”也并非完全客观明确。不过最高法院从否定的角度,界定了哪些情况不属于米兰达警告意义上的1员身份,则不构成讯问。这种情形是指侦查机关派遣秘密侦查员或线人贴近嫌疑人以获取其供述。二是如果侦查人员与嫌疑人交流并非是为了获取言词证据,则不构成讯问。比如侦查人员与嫌疑人交流只是为了获取其声音样本时。其次,需要判断讯问人员给予的米兰达警告是否充分,嫌疑人是否理解了米兰达警告。最高法院指出,在告知嫌疑人米兰达权利时,并不要求必须遵守某种特定的“像护身符一样的版本”告知内容,②只需要合理地向他传达了米兰达警告赋予他的那些权利即可。

  ③在 2009 年的鲍威尔案中,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并未要求警察在宣读这些权利时,必须严格照搬米兰达判决的原文,他们只需完整向嫌疑人传达类似信息就可以了。

  [3]在美国,只要被法院认定存在羁押性讯问,侦查人员必须给予米兰达警告,否则,所获供述不可采。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米兰达警告的例外,即即使侦查人员对嫌疑人构成羁押性讯问,也无需给予米兰达警告,由此所获供述具有可采性,无需排除。例外主要有: 建档问题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和抢救例外。建档问题例外是指,警察为了给被捕嫌疑人建档而就其姓名、地址、身高、体重、种族、生日和被捕时年龄提问时,无需给予米兰达警告。公共安全例外是指,警察逮捕嫌疑人后,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必须马上讯问以消除危险而来不及给予米兰达警告时,可以不告知。抢救例外是指,在绑架案中,警察逮捕嫌疑人时发现被害人不在现场,为了保全被害人的生命而就被害人的下落马上讯问嫌疑人时,无需给予米兰达警告。在德国,虽然《基本法》未明确规定公民面临刑事指控时的沉默权,第 1 条和第 2 条所保障的人的尊严和自由引申而来的,并且是法治国家概念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权利是宪法性权利,不能被剥夺。《刑事诉讼法》第 136 条和第 163a 第3、4 款规定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在讯问之前应告知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但《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在讯问嫌疑人之前未告知沉默权会导致何种后果,即是否会导致嫌疑人的供述在审判时被排除,法院对此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论。在 1992 年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中,联邦上诉法院否定了几个先前的嫌疑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并确立了未告知权利而获得的供述不具有证据能力的原则。

  [4]而且,如果侦查机关在讯问中未履行告知义务,由此所获的重复供述亦无证据能力,除非在嫌疑人重复供述前再另外告知嫌疑人其以前所为之供述因未履行告知义务不具有证据能力( 此告知被称为加重告知义务) 。

  [5]220如果被告未被告知《刑事诉讼法》第 136 条第 1 项第 2 段有与其辩护律师商议之权利时,则成立证据使用禁止。

  [5]221如果被告人是智障者,不能理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36条所做的告知时,则只有当其在审判程序中已经聘请了辩护律师并对所作之陈述同意作为证据使用或者对此未于《刑事诉讼法》第 257 条所规定时间之前提出异议者,其在审判程序中所作之陈述得为证据使用。

  [5]220 -221由此可以推知,审前阶段智障嫌疑人因未能理解权利告知时所作的供述不具有证据能力。在德国,也存在未告知权利,但所获供述具有证据能力的例外,如确定嫌疑人当时已知道自己的权利; 委托有辩护人的被告人在审判程序中明白表示同意该供述具有证据能力; 被告方对该供述的证据能力未在《刑事诉讼法》第257 条所定时间之前提出异议。

  英国采用第二种模式,虽然英国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其执法守则 C 中规定了与美国米兰达警告类似的讯问前警告内容,但其对讯问前权利告知的规制不如美国和德国严格。一方面,对何种情况下需要告知,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法守则 C 的规定,当侦查人员有理由认为某人涉嫌犯罪而需要对其进行讯问时应给予警告,对其中“有理由认为涉嫌犯罪”的认定需要结合执法人员的行为以及和相对人之间谈话的内容具体判断。

  ①因此,在英国,侦查机关是否违反了权利告知义务,需要在个案中具体认定。另一方面,即使符合讯问前警告的情形,对侦查机关违反这一警告是否排除所获供述,法官依然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法官排除此种程序违法情况下所获供述依据的是《警察与刑事证据法》78 条,即需要判断侦查人员讯问前未告知权利是否对程序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在沃尔什( Walsh)②案中,上诉法院指出,对讯问前的权利告知的违反应当是重大和实质性的( significant and substantial) ,而且即使违反达到如此程度,也并不表明在每一个案件中均将根据第 78 条自动排除所获供述。2004 年的西尼尔( Senior) 案重申了这一点。

  三、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缺陷及完善

  ( 一) 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缺陷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前权利告知与法治国家( 地区)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嫌疑人在讯问阶段享有的权利有限,因而告知内容必然单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告知内容主要是第 33 条规定的“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在法治国家( 地区) ,如前所述,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虽然我国也规定要求告知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所告知的内容和法治国家( 地区) 亦存在差距,因为我国没有赋予嫌疑人随时咨询辩护人的权利,更无规定讯问时辩护人在场权。另一方面,该规定仅表明“讯问时”告知,并未明确“讯问前”

  告知,这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在讯问过程中告知,甚至可以在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后再告知。

  ①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说明第 197 条第 1 款规定了讯问嫌疑人的一般顺序。该款规定: “讯问嫌疑人一般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 一) 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 二) 告知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律师辩护。……”该说明将告知权利放在正式讯问前是恰当的,不过这是“一般”的顺序,特殊情况也可以灵活调整。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赋予嫌疑人随时咨询辩护人的权利以及辩护人在场权,因而,告知嫌疑人辩护人帮助权的时间点对嫌疑人并无多大意义。

  再一方面,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不会导致所获供述不可采。在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立法及司法者通常认为程序性违法并非重大违法,只能算作程序瑕疵。如果因为程序违法即将由此获取的证据排除,必然影响对犯罪的有效打击,除非该程序违法极可能损害证据的可靠性。

  ②对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不规定程序性制裁,必然使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告知成为宣示性、倡议性规定,甚至沦为一纸空文。

  ( 二) 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首先,从理想的层面,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和全面的辩护人帮助权,而且,讯问前侦查人员应告知嫌疑人这些权利。在告知的具体形式上,可以采用美国讯问实践中形成的米兰达权利告知卡片形式,即将所有应告知的权利内容以书面形式列明,讯问前由侦查人员逐一告知,并由嫌疑人签字确认。同时,应确立讯问前未告知权利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即讯问前所获供述作为非法供述排除。在具体排除模式上,笔者认为我国采用原则加例外模式更为恰当,因为该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如果采用单纯的自由裁量排除模式,在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官的素养还不足以进行恰当地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排除反而有可能变异为裁量不排除。当然,还应为排除设置例外,具体的例外可以借鉴前述美国和德国所确立的例外情况。

  其次,在现行立法及司法说明框架层面,在不突破现行立法和司法说明的情况下,充分挖掘立法及司法说明关于嫌疑人权利的规定,进而最大限度地扩充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内容。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但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虽然并不意味着在我国嫌疑人享有了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未明确其作为嫌疑人的一项权利,③但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其主要是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在法治国家和地区均作为嫌疑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甚至是宪法权利存在。

  因此,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其权利性质,但增加这一规定即意味着我国已承认“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属性。因此,在讯问前应把这一新增规定告知嫌疑人。由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叠性,所以,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讯问前告知这一规定,可以变相获得如同法治国家( 地区) 讯问前告知沉默权一样的效果。就告知辩护人帮助权而言,《刑事诉讼法》未明确必须在讯问前告知,公安部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说明亦是如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说明规定,一般应在第一次讯问前告知,其在 2013 年 9 月颁布的《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明确了侦查机关讯问前告知辩护人帮助权的义务。但应注意,我国《刑事诉讼法》不承认嫌疑人有随时获得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因此,侦查人员讯问前告知辩护人帮助权后,嫌疑人无法通过当场要求聘请并会见辩护人而使讯问中止。这一缺陷必须通过修法予以完善,无法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说明框架内通过进一步说明弥补。当然在讯问前告知权利时,如果嫌疑人对所告知内容提出疑问,讯问人员有义务进行说明,以使其真正理解所告知的权利。对讯问前未进行权利告知所获的供述是否应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说明第 82条为排除此种情况下获取的供述留下了空间。该条规定,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可以采用;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 三) 首次讯问笔录

  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的。

  该条在将未记载权利告知的首次讯问笔录视为瑕疵证据同时,也为排除讯问前未告知权利时所获取的供述留下了空间,即首次讯问笔录由于未告知权利而未记载权利告知,侦查机关既不能补正也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比如案件已经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且讯问人员故意不告知权利。

  讯问前告知嫌疑人享有的权利直接关系到嫌疑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切身利益,建立完善的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对保障嫌疑人的主体地位,提升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正义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大家也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完善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即立法者和执法者普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目前较为易行的是笔者在现行立法和司法说明框内对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上述分析,其落实的路径一方面需要“两高”通过进一步的司法说明予以明确,另一方面需要“两高”通过引导性案例的方式为讯问实践中的权利告知规则适用提供指引。

  参考文献:

  [1]孙长永. 沉默权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115.
  [2]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 第 1 卷[M]. 吴宏耀,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98.
  [3]何帆. 嘘,请认真听我宣读你的权利[N]. 检察日报,2010 - 04 - 28( 03) .
  [4]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 岳礼玲,温小洁,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80 -81.
  [5]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M]. 吴丽琪,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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