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中的“地母”形象分析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严歌苓小说中的地母形象分析以王葡萄和扶桑为例 一、毕业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近几年文学作品的影视化,使大家有机会看到越来越多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当我看到《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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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严歌苓小说中的“地母”形象分析——以王葡萄和扶桑为例

一、毕业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近几年文学作品的影视化,使大家有机会看到越来越多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当我看到《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由严歌苓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时,使我对严歌苓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严歌苓作为90年代以来杰出的华文作家之一,她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为止已发表了多部长篇、中短篇小说。严歌苓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她着力刻画的对象,她以女性为叙述的中心,来表达她对女性生存,女性境遇以及种族,历史,人性的关照。“地母”作为她笔下一种代表的女性形象,她们朴实、憨厚、还有一些迟钝,她们虽是弱者,却也是自己和亲人中的强者。无论是可爱的寡妇王葡萄还是独在异乡的妓女扶桑,她们都在一直在做属于自己的生命强者,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的强大精神。在仔细的查阅相关资料后我打算从《扶桑》和《第九个寡妇》入手分析两位女主人,从“地母”视角来探寻两位主人公所具有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母特征,以此更加透彻的了解严歌苓在塑造这一系列的女性的意义以及对严歌苓创作的影响。
意义:严歌苓曾在访谈中说“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扶桑》和《第九个寡妇》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比前期更为成熟,“地母”的形象特性也更加具体的完整展现。本文通过对两位女主人公来探寻严歌苓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的“地母”形象特性。以此来分析严歌苓在塑造“地母”形象这一鲜明的形象的深层含义。严歌苓在处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方式与手段是独特的,她以一个在美华人的身份来回望和反观中国的历史,过滤了政治的强大势力,加强了对个人的生命给予了关注,尤其对女性,写出了关照、写出了顾惜,甚至写出了“地母”的气息。至今为止严歌苓创作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她塑造了许多看似柔弱的女性却具备了强悍的精神世界,她们用她们的坚韧,宽容,爱护自己所爱之人。王葡萄和扶桑作为“地母”形象的代表,她们柔弱却也强大,通过对于文本中细节描写的分析从而更加立体的展现严歌苓笔下“地母”形象是如何表现如何塑造。这样独特的女性形象又带给了严歌苓怎样的创作影响。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内研究:严歌荃的小说产量多,质量高,伴随着她在年代国内外各大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得出色成绩,以及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影片的成功,严歌荃受到了海内外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对她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纵观对其近15年的研究,陈思和甚至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她和她的作品《少女小渔》作为单独论述的一节可见对于严歌苓的重视程度。庄园的《女作家严歌苓研究》(2006)是研究严歌苓的专著中比较全面的。作品通过对当代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作品的研究,以及收录相关学者的研究和严歌苓自己写的“作家自叙”和一些报刊杂志编辑记者等写的“作家侧记”和“作家访谈”组成了文章的主体。它是国内首部对严歌苓进行多方面解读的书稿,向大家更加全面的展示了严歌苓多方面的创作。论文和期刊方面研究则包含全面,由于严歌苓小说作品题材涉及广泛,研究界一般将其为三个方向进行研究:军旅与知青题材、移民题材、回归题材。而国内目前对于严歌苓的作品研究主要有这两个方向,作品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其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和几部重要的短篇小说,如《少女小渔》、《天浴》、等对于其小说的具体分析和研究,主要从人物形象研究、主题研究、艺术风格研究及叙述上的研究等几方面展开。除了对单篇作品进行研究之外,还有将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探讨严歌苓作品之间的共同点、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以及其创作的发展变化。如李培在论文《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2004)中对严歌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与总结,分析了她们所具有的雌性特征。付艺曼在论文《语言、历史、与雌性困局——严歌苳小说片论》(2013)中讨论了近几年来严歌苓创作的发展与变化,指出作品中原有的困惑与焦灼的情绪似乎有所减轻,但对于中国学问的反思与对于底层人生存的困境的揭示依然是其不变的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从作家作品的角度进行比较,将严歌苳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结合中国和全球的历史与现实学问语境,从女性叙事空间、人物构架、叙述策略、复调叙述模式等方面分析不同作家间创作的差异。如张红梅的论文《东西方学问冲突背后的优越感——<橙血>与<断魂枪>》(2013)之间的比较。二是跨越艺术门类比较角度。严歌苳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且还是好莱坞的专业编剧其所有的被搬上银幕的作品,如影片《天浴》、《扶桑》等,编剧都是她本人。评论界有很多文章都是从文学与影片的关系出发,探讨文学与影片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文学剧本的改编问题。安晓燕在文章《严歌苳作品影视改编中存在的问题——以第九个寡妇为例》(2013)指出了严歌苓作品在影视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之间的碰撞。张玲在论文《性别与叙事——严歌苓作品的影片改编研究》(2015)通过对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成的影片比较分析,旨在探讨严歌苓小说在影视化改编过程中,女性视角如何被置换为男性权威解读;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如何在改编的过程中被主流书写取代;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在不同的编剧手中是如何呈现或遮蔽的主题。
本篇论文主要以“地母”为重点选取了王葡萄和扶桑两个代表人物形象,通过在知网的检索对于这类人物形象的研究较为充足有如下的论文和期刊,在硕士论文方面:张乔的《新时期小说“地母”原型论》(2011)中对“地母”这一形象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通过对新时期小说的分析而严歌苓的两部作品也作为新时期的代表作品通过对于王葡萄这一主演人物的分析从而说明这一形象表达了编辑的精神诉求,将地母的形象和意象结合起来,解读她们身上表达的深层信息。惠静在《论严歌苓小说的人性书写》(2013)从人性的角度的来探讨“地母”形象的建构,使得读者更加直观的感受严歌苓笔下强悍的女性生命力。王海盟在《论严歌苓新世纪女性形象的“祛魅”》(2014)中则更具体的分析了王葡萄、田苏菲、多鹤三个女性人物通过‘圣女’‘叛女’‘地母’三种具体的形象从女性自身出发,以女性最原始的自然的天性为支撑,在复杂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确立女性的主体性。也许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会过于戏剧性,但是用这种女性形象介入历史,就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把女性、人性和民族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严歌苓所独有的创作姿态和创作内涵。在期刊方面:马炜在《地母佛性严歌苓小说中“扶桑”、“葡萄”形象探析》(2012)通过分析地母这一形象中的佛性特点进行阐述更加具体的说明了严歌苓笔下虽然弱小却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着自己所爱的人,通过对于美好“人性”和伟大“佛性”的极致表达发掘出佛性的伟大的大慈大悲和无限宽容,体现了严歌苓对于这些女性的热爱。冉春芳在《“地母”的史诗》(2013)中,刘迪在《“地母”精神及“雌性”书写下的女人魅惑——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小说分析》严歌苓作为移民作家群落里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无论是形式、风格和理念均能独树一帜。以《第九个寡妇》为文本进行解读,重点分析了严歌苓作品里所特有的“地母”精神以及“雌性”写作理念。吕洁在《“回归女神“的生态女性愿景——严歌苓小说中“地母”形象解析》(2016)中对女性生存状态、动物和自然生态圈的关注,揭露了压迫性观念框架统摄下,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逻辑对女性和生态圈的压迫与异化,严歌苓通过她的书写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歧视,同时以“回归女神”的方式,寄予了她倡导包容、多元、仁慈的生态女性伦理,期待对话、自由,和谐共生的生态女性愿景。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ml/hanyuyan/20200817/83627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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