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龚自珍的文艺论

3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龚自珍的文艺论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他的文艺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在情这个一般性的批评标准统摄之下延伸和形成的,几乎龚自珍的所有诗文作品,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和视角表现这个核心的标准。在情的笼罩与统摄下,他的文艺观与批评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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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龚自珍的文艺论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他的文艺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在“情”这个一般性的批评标准统摄之下延伸和形成的,几乎龚自珍的所有诗文作品,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和视角表现这个核心的标准。在“情”的笼罩与统摄下,他的文艺观与批评观相互影响,彼此印证,共同建构着龚自珍短暂一生的文学之路。
  
  3.1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龚自珍的语言论
  
  作为语言学家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很早就受到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龚自珍又抛弃考据学师从刘逢禄,开始致力于学术的实际有用方面的研究。可见,龚自珍的语言论是植根于古文经学的土壤之中同时又深得公羊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灌溉成长起来的文艺理论。
  
  龚自珍一改乾嘉学派的从书本中寻找真理的文学思想,颠覆了以往圣人立言创造历史的观念,认为语言是由一个个普通的主体创造而成的,而远非圣人的贡献。
  
  这里的主体其实就是众人,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我”组成。可见,龚自珍已经认识到语言的形成是无关圣人的,是由一个个普通的个体逐渐完备起来的。这种肯定民众的历史作用充分的印证了“情”这一标准。因为对家国天下有牵挂之情,所以愈加懂得珍惜民众的力量。思想观念上的大爱之情,转变到文学语言的创造问题上时,就表现为主体性的能动创造。龚自珍这种兼具家国民众的大爱之情和对语言的理解是与以往的语言认识不同的,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语言与历史的关系,对语言持有“历时性”的认识。他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①这里,龚自珍夸张的认为语言就是言史、说史的,除此之外的文字则不能称之为语言,虽有些过分强调尊史,但是他对语言的“历时性”的思考已经开始了另一个中国哲学的语言转向。
  
  龚自珍还认识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说语言是统一的,这主要体现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三》中:“古之世,语言出于一,以古语古,犹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后之世,语言出于二,以后语古,犹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虽有大人生于霸世,号令弗与共,福禄弗与偕,观其语言,弗可用;号令与共,福禄与偕,观其语言,卒弗可用;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语言,明各家之统,慕圣人之文,固犹将生越而楚言也。”①除此之外,他还讲语言分为“域中之言”和“域外之言”,认为“域中之言”就是本土的思想意识,即儒家思想等。这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划分,更是两种思维的划分。可见,龚自珍这一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观点是超越乾嘉学派的。
  
  龚自珍的语言论与他的文学批评标准具有紧密的联系,共同的表征是龚自珍关于真情观的论述,龚自珍“语言出于一”的思想暗含之意即文学作品理应与编辑的“语言”表达一致,他通过“古之世”和“后之世”的对比,说明即使“福禄弗与偕”的“大人”的语言也不足称道,只有说当时当世之语才可能是“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也就是说,在龚自珍的眼里,言文合一才能符合当前的形式,进而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而只有真情感的加入才会做到言文合一,表当时当世之情。
  
  他的这一主张虽然不及后来的黄遵宪、裘廷梁等人的影响深远,但是却也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龚自珍的语言论深受他的“唯我论”这一哲学思想影响,虽然单就语言学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少贡献,但通过他一系列的论述,大家不难看到他能够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意识去进行语言与思维之间的思考,直面现实,敢于表达内心的对社会、对文学最真实的想法,实乃开创了近代文风之先。
  
  3.2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龚自珍的文用论
  
  龚自珍的文用论表现为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即希图通过文学创作达到变革现实、社会政治的目的,为政治服务。这一思想的提出,龚自珍并不是第一人,大家可以上溯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龚自珍“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既是继承了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致用”传统,又是在新的条件下的一个发展。
  
  龚自珍主张文学要有用,要能够为变革当前的社会现实服务。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不仅成为了他的文艺观点,更是他对当时统治阶级厌恶与痛恨之情的派生理论。晚清时期,文学俨然成为了那些腐朽官僚们射利于禄或仕久恋籍、退葸尸玩的手段和最高统治者愚弄臣下的工具。针对这种情况,龚自珍从“欲闻性道,自文章始”②(《江子屏所着书序》)的封建传统文学观念出发,强调文学要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从“致用”的观点出发,他认为,文艺创作也应和经史一样,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他还把把一切文章与政事统一起来,文章必须有用。诗文都不例外。
  
  他认为诗和史的使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乙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是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①(《夜直》)可见他把诗歌看成是一种“清议”.关于怎样作诗,他认为也和作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至于为什么要作诗或进行一切文学创作活动,他认为由于“处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不得不然。可见龚自珍在进行文艺创作过程中,始终在以有用为主,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正反映出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
  
  龚自珍经世致用的文用论是军国之情的表征,影响在诗歌上,则是一种以诗歌议政、记史的表现方式,诗化的政论成为了龚自珍诗歌的创作常态,更是他对黑暗现实的无奈控诉。较之诗歌而言,影响到散文方面则表现得更加明显,龚自珍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散文的写作达到变革现实政治的强烈目的。尽管没有实现这一夙愿,但是留存下来的政论文章仍旧具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三种体裁之中,龚词受其文用论的影响最小,笔者认为龚词是他最早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体裁,加之多半是年轻时的创作,涉世不深以及思想不成熟等原因使其词作品很少表露变革政治的社会思想。
  
  总之,龚自珍的文用论表现了他进行创作的目的及对当朝政事的不满与厌弃之情,体现在具体作品中时尽管表现程度不一,但是无一例外都倾注了编辑改革政治的强烈决心与信念。
  
  3.3 龚自珍的诗文批评标准与龚自珍的因革论
  
  龚自珍因革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反对复古,提倡独创。他的这一文艺主张的提出不仅逆袭当时文坛不良之风,而且一以贯之的表现出了对“情”的强烈渴望与追求。
  
  晚清文坛,随着统治阶级的日趋保守,文坛上弥漫着强烈的复古、拟古的风气,文人们对创新之说一概避而不谈。龚自珍则从诗文创作的角度,论证了独创这一文艺主张。他在《与人笺》中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
  
  既究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杰才?”②表面上看来这是龚自珍在批判科举制度,实则是批判考试内容,即八股文章制度,他认为,圣人立言的八股文是因袭模拟的产物,是不能代表新一代文学创作实力的,并且这种做文章的制度对青少年影响甚坏“然则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者,天下之父兄为之。”①(《述思古子议》)为此,他极力倡导文学贵在独创,反对那种模拟因袭他人的文学作风,认为这种不能表现编辑内心情感的“他人之言”是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得到的只能是“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②(《述思古子议》)所以,龚自珍极力主张文学创作必须要有编辑感情加入。龚自珍追求文学作品的真情表现,对于一切带有“伪”字色彩的作品及行为极其反感的。“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才有岁差”(《歌筵有乞书扇者》)他不满意“伪体”的创作,同时痛恨社会上因“无伪”而遭到怨恨的不公平现象“今有一人缞绖,一人弦歌,一人和之,以如丧者之侧,无恤无忌,发于其心而无伪。虽无伪,丧者宁无恨此人耶?
  
  又有一人缞绖,一人助之号,一人教之丧礼,不尽发于其心而伪。虽伪,丧者宁无感此人耶?”③(《庐之推》)对于那些“万喙相因”的模拟之作,龚自珍不仅嗤之以鼻,还形象的称创作这些作品的人为“声盗”他说:“行有盗,貌有道,声有盗。”
  
  显然这是对当时文坛上的复古、拟古之风的严厉讽刺,对于这种滋生“声盗”现象的社会也是深恶痛绝的。
  
  龚自珍的因革论对其诗文批评标准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创作的内容上,他颠覆以往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创作内容,全面的揭露社会中的腐朽衰世的现状,从而扭转了近代文风的创作文风,开创新的文学之路。他第一个发现了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孔千疮,行将倒塌”④(《尊隐》)的地步,于是,他勇敢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发出挑战,力求通过诗文的创作反映他变革现实社会的理想要求。其次,表现在艺术特征上则是“奇境独辟”、“别开生面”,他总是借用想象表现内心深处的复杂感情,“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⑤(《西郊落花歌》);借助天候自然特征表现他与现实的对立,“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乙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或通过具体物象(剑和萧)寄托一种情思“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⑥(《已亥杂诗》第九六首);亦或是描写梦境印照现实中的处境等“春梦撩天笔一支,梦中伤骨醒难支。今年烧梦先烧笔,检点青天白天诗。”(《客春,住京师之丞相胡同,有丞相胡同春梦诗二十绝句。春又深矣,因烧此作,而奠以一绝句》)龚自珍的这些体现不同艺术特征的诗文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鉴赏内容,也成为了后人学习的典范。返回本篇论文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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